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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规范法学派认为，人权就是法律所具体、明确规定的人的权利，所谓道德权利、应有权利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并不存在的东西。
当然，如果过于强调人权的有条件获得，有可能降格人权的现代价值，并可能将人权置于受他人胁迫的境地。实际上，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社会善观念（城邦正义观念）遭遇逆转、最终让位于权利的历史过程。
而第二层意义上的自由，亦即自律，严格来讲，对于现代权利理论而言，可能仅仅是理论上的修饰，它的意义在于表明现代权利理论并非置道德于不顾的，而至于是否能够达致预期，则在所不问。总而言之，对于人权的理解不能走向极端，它既不是万能，也非无意义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弄清人权概念的意义和局限。所以，自由是道德律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自由把道德律加于自身，成就了人的自立和伟大，人比物的尊贵之处于是凸显。人类生活方式经历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韦伯用祛魅高度概括了从传统宗教神权社会向现代世俗社会的转型过程，即从一元型的宗教道德权威到个体价值浮现而形成的价值多元。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公共性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转换，亦经历了深刻的现代性变迁过程。
个体作为自然存在，与动物作为自然存在没有什么差别。此种语境下的公共性，被赋予了反抗不平等的等级关系、追求社会多样性的意蕴。来源：《人权研究》2014年卷。
思想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逻辑预设，都似乎可以推导出自然法上的人权，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作理论论证。不过，这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似乎颠倒了个体作为自然存在与作为社会存在的逻辑关系。个人成为权利的载体，个体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终极指向。因此，在个体与社会关系上，并不是个体作为人享有权利就想当然优先于社会，恰恰是参与了社会生活而享有了权利，而使自身从自然存在升华为社会存在。
当下之急，应当认识到，作为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有助于诊断社会的和政治的病症，但不是救治之方。人们首先认识到义务，随后在十八世纪充分地提出了自然法所要求的人的权利。
[10]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25页。空泛性的人权似乎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奴婢，每个人都有符合自己利益定位的人权定义，人权也自然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想有所建树的人权学说，不会只停留于空洞的宣扬或虚无的启蒙——事实上，启蒙如果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就可能成为一种道貌岸然的道德压迫。[2] 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导论部分，第2-3页。
于是人的绝对命令就只能来源于一种先验的自由设定，我们必须逻辑地从我们心中有一个绝对命令的事实推断出有一个承担道德律的自由意志，人首先有意志自由，然后可自由选择善或恶，然后方可谓有道德。法国思想家路易·迪蒙将这一状态下的人的本质归结为所谓伦理生物：它独立自主，因此是非社会性的，它负载着我们的最高价值，首先存在于有关人和社会的现代意识形态中。整个社会便只剩下了一个形式上的共同目标：社会是为了维护权利而组成的。因此，人权来源于共同体生活，其渊源是那些促成共同体共同生活的道德规则，具体包括法律、习惯和道德规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法是尚未完全确定的动态方案。这也正是尽管利益冲突激烈但人们仍能普遍认同人权的缘由所在。
而现代权利理论放弃了这一目标，它以人性为基础设置了一系列规则，它的目标在于建立适宜人性的制度体系。现代性对新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意味着现代性是以未来为指向的，由于未来具有充分的不确定性，因此现代性必然是充满风险的。
因而在人权哲学中，从元规则推导出权利义务的对称与平衡，实际上背后隐含着元规则的自我救赎，即以一种审时度势的姿态，克服自我僵化的倾向，确证与时代形势发展最相适宜的规则方案，并最终实现元规则的内部动态平衡，得以永葆其生命力。权利独立于善将政治哲学的所有讨论集中到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上来。泰勒指出，与中央集权与官僚化心照不宣的，是公民接受了原子论的世界观，将社会看成是个人及其生活计划的累积，并拒绝接受政治共同体的现实，进而排斥共同的善。易言之，只有当群体对于自然法人性的认知达成一致共识时，此种人性需求方可成为权利。一句话，人权是无条件预付的，但只能有条件持续享有。[28] 此处引用了《权利的成本》一书，具体参见[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何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然而，人权话语的这一革命性特征，却如同一把既可用来自我防卫又可行凶的利刃，如把持不当，便会平地而起诸多纷乱。这就使得社会进一步丧失了对话、沟通和妥协的可能，由此陷入社会分裂的恶性循环。
正因此，以现代权利理论为基础的现代法律体系，从来没有将自律转化为行为法则，更不用说对不自律的行为施加责任了。因此，人权的公共性和革命性的取舍，是个两难。
不仅要满足当下热切和紧迫的利益诉求，还应以战略的眼光进行有关权利法治的远景规划。的确，现代权利观念的发达，往往使人容易忘却或误解另一重要概念——义务。
没有道德就没有社会生活。人权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只有在个体遭受国家、社会或者其他个体的侵袭时才能显现出来。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社会道德困境的宪法回应与宪法实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YJC820039）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一等资助（编号：2014M560640）. -------------------- [1] [法]马里旦：《人和国家》，沈宗灵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马里旦坚持认为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
迎合了个体欲望的人权价值，可以轻而易举地激起民众对于自我利益无节制的偏爱，但却忽视了我们遗产中的另一半——一个共和国的憧憬，在那里，市民积极地为维系一种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而承担责任。在马里旦的学说中，存在一个从个体本性认识到群体共识的转换过程。
如果拒绝了预付人权所要求的部分或全部义务，就视同自动放弃了部分或全部人权。[23]康德的论证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亦即权利的道德基础只能是自由，而非自然法则、上帝法则等其他善的观念。
启蒙思想家们以天赋人权来包裹人，并确证天赋人权对于国家的优先性和终极性，以防止人被国家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加以侵害。据此，这一新的人权定义可以做如下总结：人权被理解为一种全人类的道德契约，它以借贷的方式无条件地预付给每个人同等的人权，但每个人必须履行相应的作为人的义务回报所透支的人权，以义务为条件才可保有人权。
而群体人性认知实际上群体主动承揽义务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个体至上的语境下，这些纷乱不唯是构成现代性危机显性表征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更直指作为现代性危机本质内容的道德困境。进入专题： 人权 公共性 革命性 。以人作为自然存在论证人权，可以帮助个体摆脱束缚，但因无法契合生活世界中的人的真实处境，而无助于人权在真实生活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无论我们可能在理论上如何承认了它们最终和谐的可能性，我们的思维传统上始终依据着这类不可消除的对立。米尔恩对上述两个人权非议的列举，隐含着他对自然法人权抽象性的批评。
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当这种盲目的人权信仰一次又一次地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并且以一种理直气壮的态度对各种事务点头品足，甚至被拿来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人权就慢慢地把自己给吞噬掉了，也从最初的促成建立自由社会的美好梦想走向了反向极端——为一个物欲横行的自私社会张目。
而当个人意识成为社会主导价值时，个人主义成为权利本位的根本支撑：个体优先于国家，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促进个人权利的张扬是一大进步，但没有节制的权利话语和相对偏差的权利观念，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各种唯利是图所引发的价值信仰虚无和价值冲突、道德冷漠的现象蔓延，在某些领域，诸如缠讼、缠访之类的权利爆炸现象初露端倪，与之相应的利益至上、责任推诿等道德衰退行为却在很多时候能获得来自权利的合法性论证。